好牛优配约瑟夫·罗特：一个背井离乡、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

俄乌冲突，不出意外地拖延到了此时。起初几个月，在那些与战事无关的地方，人们还会谈论战争的原因，还会谈论正义和道德性并为此争论好牛优配，而今最有深度的相关话题，似乎只能算是就战争中无人机战术所做的案例解析，借此来展望未来战争的样子。

在乌克兰西部，靠近历史名城利沃夫，有一座名叫布罗迪的小城，那里的人口只有两三万，因为远离首都和战场也还算安全，即便它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军人的坟也在不声不响地增多。130年前，即1894年，布罗迪尚属于奥匈帝国，市内有一大片区域都居住着犹太人，那年的9月2日，一个犹太男孩在这里诞生，日后，当他成长为一位著名记者时，他为自己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小城写下了一则短短的观察记：

“这座小城地处一大片平原的中间，周围没有山，没有森林，也没有河流。就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城市的边缘全都是乡下小屋，然后过渡到房子，才开始出现街道。一条是南北向的，一条是东西向的。两条街道的交会处是集市广场。南北向的街道最靠外的终点处就是火车站。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开过来，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发出去……”

19世纪布罗迪风貌

两条街，火车每天两班，这样格局和规模的县城，就算放在1894年的中国，大概都够不上“五线”的级别，但它却是这位作家儿时生活的物理环境。他在这里上学，在这里成长到1913年，迫不及待地要进入社会这所大学堂。狭小的学校、简陋的家乡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大的窒息感，在他所处的犹太人的社区里，人们的生活每天在两极之间摇摆：一极是在教堂里大声祷告、流涕痛哭，另一极是在集市和街道上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

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观察、社交、记忆的天分，这些场景以比电影镜头更加生动的形式储存在了他的脑中；此外就是，父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他任意流浪，任意成为他想成为的人。当他开始做记者时，他给自己写下了一段“自画像”：

“我觉得没人会承认我有权成为例外，他们会把我引人注目的孤独视为傲慢。于是，我只能强化自己的傲慢，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屑一顾。很多女人都喜欢我的这种行为……我有完美的西装和完美的举止——一个阅历丰富的、优雅的世界人……我撒了很多谎，讲述异国他乡的故事，对女人侃侃而谈。我学会了表达，这是身为一个作家和一个自信的人的真正的技巧。”

记者与作家

他，约瑟夫·罗特，在不到45年的生命里出版了20部左右的小说和随笔作品，作为记者，他写下了数不清的报道。他以“世界人”的名义，把自己的身世弄得十分神秘，他喜欢吹牛，编造自己和父母家庭的过去，曾号称自己父亲是波兰的伯爵和维也纳的军火制造商。1916年，罗特被征召入伍，为奥匈帝国的军队参加一战。他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而是做一些情报宣传类的工作，后来却声称自己是一名中尉，曾被俄国俘虏和流放，战后独自一人逃出，一路曲折走回到维也纳。如果读过他1934年出版的小说《塔拉巴斯》，你多半会相信，作者本人真的在广阔的俄国土地上沿大路西行，走过一个个乱糟糟、闹哄哄、凶险非常的小村小镇。

罗特尽管出身偏僻，却毫不闭塞，因为他所来自的那片地区，今日虽然划在乌克兰境内，实情可并非地图显示的那么明晰。那里自古就被争来抢去：波兰曾经据有它，17世纪波兰被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它落入了奥地利之手，一战后它又回归波兰。因为变数多，数百年间，这里居民的族群类属也格外混杂，俄国人、乌克兰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波兰人、犹太人，还有众多有着奇奇怪怪陌生名字的小民族，都在这里有生活的人群，商业往来兴盛，宗教信仰和语言杂多。

罗特后来写小说时，特别善于让众多民族出现在同一个故事空间里。经历了一战之后，罗特的眼界更为开阔，正当各国代表在巴黎商谈《凡尔赛和约》时，罗特在维也纳当上了一名记者。

这职业也最符合他的“世界人”性情。他立刻成为行业内的翘楚，维也纳、柏林、布拉格，他走到哪里，都能写出大稿子。1923年，《法兰克福汇报》聘他为记者，开出了一行字1马克的价格，在那个大众媒体勃兴、人们以报纸为接收外界信息的第一途径（犹如今日刷手机看视频）的年代，他获得了最高规格的稿费。

罗特的文笔特别值得一提。就中文来看，同为德语写作者，罗特和同期的卡夫卡或是托马斯·曼相比，根本不像是用的同一种语言。罗特十分简洁，从来就是寥寥几笔抓出人物的个性和相貌特征，他下的断言则反映出对其时其地其人的充分洞察。他的“新闻文学”的写法，比起中国人熟悉的“报告文学”，想象更奔放，语言更犀利，超越了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考量。他因工作需要常住旅馆和酒店，在一篇讲述一家火车站旁的酒店的“报道”中，他这样写：

“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科普里瓦酒店总是在火车之间穿梭。八十间客房和一百二十张床铺转来转去。科普里瓦旅馆并不存在。它只是看起来存在而已。留声机在楼上楼下翻滚。样品箱在空中飞舞。经理匆忙地穿梭于各个房间。客房服务员跑向火车。搬运工被敲了六下。经理就是客房服务员。搬运工就是经理。客房服务员就是搬运工。房间号是出发时间。时钟就是时刻表。游客被无形的橡皮筋绑在车站上。他们来回跳动。留声机唱着火车的声音。八个就是一百二十个。一百二十个房间拖着八十张床。”

一句句散发着超现实色彩的描述性断语，携带着数字，携带着机智到位的点评，写出了旅馆与火车站的繁忙全景。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幅现代派绘画，可能就出自保罗·克利或是蒙德里安之手，看细节或许莫名所以，看整体却是一目了然。另一关键的精妙之处，在于罗特把他流浪者的眼光投向了面前的每一个人，甚至投向了酒店本身：人，既是旅客，又是搬运工，又是服务员，又是经理；数字，既是房号，又是出发时刻，又是钟敲的次数，又是床和房间的数量；酒店，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个个人、数字、床、房间、留声机、时钟……在这里的交会。

罗特还将他在家乡最熟悉的体验准确无误地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好牛优配，用于描述“每个人”的状况：“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这么说武断吗？不，难道真的有哪位大活人，可以跳出到达和出发两端之间吗？

另一位来自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弗兰茨·卡夫卡，和罗特同时代，也拥有类似的超现实想象力，像《变形记》等作品都明目张胆地无视时间、空间和物理规则。可以说，唯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角，才能把握一个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时代，把握它的加速和不稳定。但除此而外，罗特的文句之间还散发着另一种强烈的情怀，那就是怀旧。

无国无家的人

他怀奥匈帝国的旧，那个帝国在一战期间崩溃了，使罗特真正成为无国无家的流浪者，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为何，归属何处。记者只是一个职业，“犹太人”则是一个他绝不喜欢的种族名；在当记者时，罗特访问过鲁尔区的工人社区，访问过大生产大建设期间的苏联。这些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的族群在形成，但罗特对此一概怀疑甚至厌恶，因为在他眼里，族群越多，每个族群的声音越大，“世界”就越分裂，而他以“世界人”自许、以四海为家为生活方式，对大地上立起的一道道营垒和关卡，对德国、俄国等地兴起的民族狂热，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

他深陷对奥匈帝国的渴望和怀念。从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蛛网》开始，罗特迅速成为德语世界最高产的小说家，到1930年他已有8部作品出版，尽管只有1930年的《约伯记》让他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两年后，300多页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问世，罗特将他对奥匈帝国衰落的绵绵怀旧之心写成了一部家族史诗，这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主题就是向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致敬，那个帝国曾在一位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统治下，温和地对待境内所有小族群。

罗特为了挣钱，总是急于签下出版合同，他带着装满稿纸的手提箱，在咖啡馆和酒吧写作，一部作品往往几个月就完工，故而情节里时有匆忙感。《拉德茨基进行曲》最有“耐心”，一共写了两年，出版后在半年内就再版了五次。他忧郁的才华需要酒精的刺激。在维也纳，在柏林，后来又在巴黎，他无可挽救地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背着金牌记者和多产作家的盛名，他在短短几年里变得衰老丑陋，同事们看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路边，兜里揣着酒瓶，眼睛还大睁着。

弗丽德尔·赖希勒和约瑟夫·罗特

算起来，他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时间很有限，大约也就是1923~1926年之间。1922年他和奥地利人弗丽德尔·赖希勒结婚，这位看照片极为美艳的犹太女子，在结婚的第二天，就不得不搬去了柏林。罗特的性格不好，酗酒无度，又爱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他告诉妻子“我们可以随便找个公园的长椅睡觉”（他自己就经常如此），他带妻子去会友会客，但一工作起来就不管她，会把她扔在酒店里好多天。最关键的还是钱，动不动就一贫如洗的罗特，不得不经常向他的好朋友斯蒂芬·茨威格借钱。1928年后，当弗丽德尔闹起了精神分裂症，先后住进维也纳和柏林的医院，是茨威格为她及时支付了医疗费用。

罗特怀恋帝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只有在帝国之下，他才能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世界主义者，一个“阅历丰富的、优雅的世界人”。他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当年，在一战的背景下，奥匈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提出了主权和领土主张，帝国迅速走向瓦解。而今天，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波兰人、奥地利人也都在说起毗邻的乌克兰西部地区（也即罗特的家乡）的历史和文化，以暗示自己民族对那一带的地盘有着“自古以来”的主权。

而罗特之所以从忧伤沉入了更为悲观的情绪（即便他的名声一直在上升），正是因为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持续而迅猛。奥匈帝国瓦解后，大英的所谓“日不落”帝国也荣光不再，下一个兴起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这是一个奉行极端的民族主义、要排斥各种异己成分的“帝国”，罗特早在旅居维也纳和柏林时，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他在《漂泊的犹太人》里放入了一篇记柏林的文章，当头的一句就是：

“没有一个东欧犹太人会自愿去柏林。这世上哪有人会自愿来到柏林呢？”

他写的是自己1922~1926年间对柏林的印象，他最大的恶感似乎来自于柏林警察（相比于懒散的巴黎警察而言）的刻板，总是循规办事，向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盘查合格的身份证件——“柏林的刑事警察有一个特性，就是喜欢事后到家里去搜查”。他写下了长篇小说《造反》，内容是一位退伍军人在柏林四处碰壁，度过了滑稽而悲凉的冒险，带着一颗反叛之心落入监狱，最后成为解剖台上的一具尸体。

可是，德国在战后郁积的不满，逐渐凝聚成潜在的民族主义狂热，并在野心家的怂恿下愈演愈烈，这一切才是罗特最敏锐地感知到的。他知道，在《凡尔赛和约》重新划分的欧洲格局里，民族主义只会遍地开花，而犹太人将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他们没有“自古以来”的地盘，必然要被每一个有地盘的民族所驱逐和敌视。在一位法国的德语翻译家贝尔托的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928年2月，罗特在柏林和几个朋友见面，贝尔托也在场。当时，罗特带着一副冷嘲和厌世的笑容，说出了三个预言：第一，十年后，德国将与法国开战；第二，到时如果我们这帮人运气好的话，将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在瑞士；第三，犹太人将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被当众殴打。

在场者当然不以为然，因为都无法想象罗特预见的事情会成真。5年以后，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罗特给茨威格写了一封信，劝他放弃幻想。茨威格是名震欧洲的畅销作家，当时还在与纳粹御用的作曲家理查·施特劳斯合作写歌剧，罗特告诉他：你是犹太人，名声和财富保护不了你。“野蛮人已经接管了德国。不要骗自己。地狱在统治。”

斯蒂芬·茨威格（左）与约瑟夫·罗特（右）,1936年在比利时奥斯滕德

罗特与茨威格的书信，有许多保留了下来，经由翻译家迈克尔·霍夫曼翻译成英文后，被更多的读者读到。我们都熟悉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表达的对欧洲“黄金时代”逝去的痛悔，但是罗特从未看好过一个被民族主义所主宰的欧洲（以及世界）的未来。就在1933年春天，纳粹党展开了臭名昭著的焚书行动，一切不符合“雅利安主义”价值观的书籍都被禁毁，刚刚出版不到一年的《拉德茨基进行曲》也在列。罗特之前对柏林的恶感应验了：柏林街头到处是狂热分子烧书、砸店燃起的黑烟，犹太人被殴打和驱赶，犹太裔德语作家，以及许多不支持民族主义势力的德语文化人都被迫流亡。

罗特原本就不以德国和奥地利为家。他生活在巴黎，在妻子住院后又找了新女友；即便衰老、穷困，他的举止却彬彬有礼，衣着精致，显示了在混乱中保持秩序感的渴望。世界在解体，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一手笔走龙蛇，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

我们可以从《无尽的流亡》一书中看到罗特的形象，想象他的风度和口才，他的记者天赋，可以让他接近每一个他想要接近的人物，不管是工商业巨头、政府官员、密探、名媛还是瘸腿乞丐。《百日》《假秤》《先王冢》《第1002夜的故事》，一本本小说都是他流亡巴黎时的出产，故事彼此不同，叙述却都循着典型的罗特式的节奏，出自只有漂泊四海的人才会拥有的忧郁的心境。

酗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在1939年5月的一天将罗特从他的世界带走。茨威格在三年后自杀于巴西。他们的出身、生长环境和价值观都大不相同，却都需要靠一个“世界”来庇护，尤其对罗特而言，他的家乡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世界的属性。他的第一部传记是由他的一位童年友人写的，他们相遇在巴黎，在公园长椅上，一脸病容、拄着拐杖的罗特请他为自己唱两首歌，一首是犹太人的歌曲，一首是乌克兰人的歌曲。罗特就坐在那里，听着，热泪滚滚。

约瑟夫·罗特作品中译本